本文在部分情节上涉及古代军需供给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由于绝大多数读者对古代军队概念、军饷运输和军需贪腐问题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在本文开头以晚明东江军镇为例，作为相关资料的补充说明。
天启二年，毛文龙在敌后战场的抗金斗争得到朝廷的肯定，接济军需、调发援兵成为舆论的普遍倾向。
天启二年五月，兵科给事中朱童蒙“请大开海运，多给米豆、火药、器械及饷银数十万，宜敕速发接济”（《明熹宗实录》卷22）；同年六月，辽东经略王在晋请接济毛文龙“再于登、津发粮二十万、豆十万，买布三万疋，随解东江，庶可以壮声援而潜捣巢”。（《明熹宗实录》卷23）
兵部题覆意见是“一并督发船只器械乞行津、登抚臣速为料理”，得旨“俱依议行”。（《明熹宗实录》卷24）
八月，毛文龙请饷三十万募辽兵，首辅叶向高即上疏云“此外最急者，如毛文龙招募辽兵，须饷三十万，蒙给饷银十万，而前银已尽……臣等各拟十万两，少应其请”。（《明熹宗实录》卷25）
熹宗一时未许，后兵部题覆毛疏准发帑金五万两，由登州通判王一宁率水兵三千赍饷渡海。海运接济东江，或时人所称的鲜运，即自天启二年始。
海运输给东江，主要依赖于天津和登莱这两个后勤补给基地。
天启三年正月，督理辽饷户部左侍郎毕自严上疏请求改朝鲜运道于登莱，登抚袁可立以登兵海防事重为名反对，鲜运遂分由天津、登莱共同承担，运船则有官船、民船之分。
米豆本色、布匹主要由天津发送，饷银与衣甲、器械、火药等物则由登莱起运。
晚明军饷转运与理饷官员贪腐之弊端——以毛(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