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帛、纸墨等商品的过往税提高，反正消耗这些商品的皆是有钱人，加了税，卖的贵，也没有多少关系，那么一年便能增加好几百万缗的商税。
增设遗产税，也不要玩太复杂的，老子快要死了，或要分家了，将房宅耕地留给子女。三等户以下者不用征税，三等户以上者，则可以按田契房契交易税征百分之四的税率，一是能缓控贫富悬差扩大，二一年也能得好几百缗的税务。
再者，反正青苗法是敛财了，何必不改为银行？
将王安石的坊场河渡制扩大，将效益不好的坑矿、官办作坊一起承包出去。
鼓励海外贸易。
不止这几样，还有更“高级复杂”的，只要一一落实，理论上便能实现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税而国用之足。
不过他不能说。
就如奢侈税，想要实现，必须整治商税与各场务。
且看一组数据，宋真宗初年，宋朝商税总额是四百多万贯，后来宋真宗整顿了商税，无论官员或勋贵，那怕是附马柴宗庆经商也要交商税，加上经济与人口进一步发展，宋真宗末年商税总额达到了一千多万贯。
到了宋神 宗年间，人口与财富进一步增加，物价也上涨了一倍半多，商税却掉到了八百多万贯。商税减了？非但未减，各场务盘剥反而更厉害。原因便是宋朝对官员与勋贵经商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但他们自己经商不征税，还会收行商的好处，让行商的商货挂在他们名头下逃税，所以才有了王安石所说的向经“影占行人”的说法。
这种情况下，各中小商贾商税增加了，朝廷商税总额却开始下降。
第222章 迎春宴（三）(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