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杨应麒在部分公私文件中开始使用华历，依据推算，定这一年为一六七七年。
擅自更改纪元是极严重的事情，但杨应麒并未立起一个新的年号如汉部元年之类来代替金国的天会，而是以孔子诞生年作为纪年伊始，私下文书全用华历，公文上才以华历与金国纪年同时使用。孔子是东方各国共同承认的圣人，所以连金国的一些御用文人见了也觉得无可厚非，吴乞买没什么文化，而且眼下又正要与汉部妥协，因此便没在这件“无关军国痛痒”的事情上斥责汉部僭越。
而在士人圈中，华元纪年从一推出便大见流行。李阶、李郁等虽然身在北国，但从来都觉得用大金年号是一种耻辱，只是公开使用大宋年号的话又容易为汉部招来不便。这时见杨应麒带了这个头无不欣然。在他们的带动下，华历的使用范围不但迅覆盖了汉部全境，而且还蔓延到整个辽河流域和高丽、日本，甚至通过登州反过来影响到大宋。
如果杨应麒是自己启用一个汉部的年号，大宋的士人不但会拒绝使用，而且还会对此深恶痛绝。但使用孔子作为纪年旗号却是崇圣之意，所以大宋士人见了不但丝毫不以为芥蒂，反而对汉部产生了更进一步的认同感，以为彼虽僻处辽东，行事用心实存中华。
不过，在这个混乱的时局中，会来关注这些“细枝末节”的人实在不多。不但宗翰宗望根本没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就是李纲也把心思 都放在如何督促皇帝宰执备战上。华元一六七七的这个年，许多人都过得忧心忡忡，只有塘沽在欧阳适的影响下显得喜气洋洋。
“四将军要成亲了！”
塘沽
第一九七章 五论（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