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上罢商税揭》就危言耸听，夸大其辞说“加派之害以税计，商税之害以日计。 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今税撤而价不减者，实由矿税流祸四海，困穷加以水旱频，仍干戈载道，税撤而物且踊贵，况复而宁知底极乎”还说：‘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他似乎认定征收商税，就是夺民之财，似乎国家的开支费用，只有靠节省一下，就能自动从天上掉下来了，愣是把皇帝征收点商业税骂成了十恶不赦，足见文官对于商业的维护力度。
在这种局面之下，朝廷从商业上获取的利益微乎其微，洪武时有400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大明中期仅存112个。其余的因无利可图而被关闭。嘉靖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余两，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两。“大部分的好处尽数落入了商人与文人的手中，朝廷半分好处也没有。
这个局面不是没人知晓，但工商业几乎拥有了整个文官集团支持，上奏朝廷增加商业税那就是与整个文官集团对立，非但如此，身为文官中的一员，一旦决定走这一步，无疑是自绝文官集团了，这是什么后果，不用多说也能想象得到。
大明的朝堂争斗可没有宋代的君子之风，大多数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一旦失败也意味着是万劫不复。而这也是况钟等人所担心的。若说先前对于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甚了解，那么苏州的这一年多来，况钟算得上知之甚深了，这是一个敢于做大事，能做大事，又有担当的男人，他的气度，眼光、才气、手段都是让人敬佩的，如今的苏州、大明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
2115.2165章：苟利社稷，死生以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