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她做事她就要走。”
“她要做很多事吗？”我担心地问。
“对，她要照顾爷爷，我阿妈，嘎嘎，和我弟弟，还要帮葛玛婶婶做饭洗衣服。”
我听着拉姆的诉说，心绞成了一团。云深是被捧在所有人的心尖上长大的。一双手只用来弹琴拿书握笔，连她平时要给我做饭，我都因为心疼不舍而尽量阻止。她的头晕和厌食是典型的慢性高山反应，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从事如此繁重的劳动，怪不得她这样苍白消瘦。她的晕倒恐怕是因为营养不良和体力透支。
拐过一座小山，一栋顶上飘着五彩玛尼幡的，土坯砖砌成的藏式小楼出现在眼前。一只藏獒伏在院子里，安闲地晒着太阳。
我小心地把仍然昏迷的云深抱出车，拉姆喊着“葛玛婶婶”一面飞快地跑进了屋里。
一个三十来岁的藏族妇女应声而出，她应该就是拉姆的婶婶葛玛。她身后跟着一个比拉姆稍大的男孩子。我对他们点头致意，用藏语说：“你们好。”
葛玛惊慌地看着我怀里的云深，喊了一声：“达瓦！”
达瓦？这是他们给云深起的名字吗？
他们把我领到二楼云深的房间，我把她小心地放在床上，给她脱了鞋，盖好被子。
葛玛当我是路过的热心人，对我谢了又谢。我连忙还礼，告诉她自己是云深的亲人，并向她询问了家里的情况和云深的经历。
原来这栋小楼里住着一大家子人，一家之主是一位七十多岁，行动不便的老父亲扎西。
老扎西的大儿子叫丹增，是葛玛的丈夫，他们有两个孩子，老大就是刚才和拉姆斗嘴的普布，小儿子叫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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