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不仅以《人间宣言》的一纸诏书逃脱了京都战犯审判，而且还时不时对于当初那些被判处绞刑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死表示惋惜。战后菊国的第一任首相东迩太一不仅为战犯掩盖开脱罪责，而且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提出了“人人有份”的“一亿总忏悔论”。
这种“忏悔”并不是向侵略战争中的那些受害者“忏悔”，而是向天皇“忏悔”，为战争的失败反省。而大多数菊国知识分子和普通国民，普遍接受了摩国宣扬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到了军部领导者的“欺骗”，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提出追究导致菊国陷入战争灾难的“责任者”，而忽视了自己也曾经协助或默许侵略战争的发生。
在“军部”轰然倒塌和每个加害者都认为自己是受命于“上峰”的菊国社会，如何认定战争责任的主体一直都是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在菊国国内主流民意中如今也开始了对当初的这种整体责任出现了一种反思和反省的思潮。熊泽奈子就是这种思想的支持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