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说的八成才是真的。”
杜若见苏丽皱起眉头，看完整个作文后推测：“除非她妈妈所在的城市私立学校并不贵，否则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按规定应该是在户口所在地完成教育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按照父母工作地的教育部门分配学校就读。我看她家条件不太好，留在当地就读最省事，出去读书反倒麻烦，没理由舍近求远。”
“也许是先找好了能接收的学校？”
苏丽抱着最好的打算猜测。
杜若沉着脸摇头。
“这孩子会在作文里写这件事，是心理上一种下意识的‘求救’；同样的，另外一个女孩子希望‘姐姐不要嫁人’，其实是在心里祈求自己不要早早年纪就嫁人；那个希望能一直读到‘大学’的孩子，八成是感觉到了家里想要让他辍学……”
除了张小虎“希望自己能成为飞人”这样的愿望，很多孩子的“我的梦想”，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篇篇作文，而是一封封“求救书”。
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抗击来自原生家庭、来自这个地方的社会形象的桎梏，便下意识地在作文里向他们看起来“厉害”的老师表达出了内心的诉求和恐惧。
于是一时间，所有人都沉默着。
他们的支教期很短，哪怕杜若能够从头到尾坚持下来，也不过就是一年而已。他们看不到孩子们读高中，也看不到孩子们会不会早早嫁人。
即使能看到，到那时，他们也远水救不了近火。
苏丽在听到杜若的“求救论”时就已经擦干了眼泪，捧着试卷冥思苦想。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们就教他们怎么办！”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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