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过去，信也寄了几封，却很久都没有收到回音。越等便是越心焦，也不知吴予培与沈应秋只是搬家了，还是出了什么事情。
回信不曾等到，洗衣作老板的儿子倒是回来了，还带着一枚紫心勋章。当然，跟他一道去欧洲的那些华人青年也有几个没能回来。
不过一年半功夫，出发时的男孩如今已经是男人的样子。他对唐竞说起今后的计划，打算回去父母店里帮忙洗衣裳，同时读夜校把高中文凭考下来，还满不好意思地讲，如果有可能，还想升大学，再读法学院。
唐竞听着，竟有一丝感动。他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个市侩俗人，也总是以此为借口，做着俗人该做的事情。但如今总算也做了一件不俗的事，让一个差点当了精忠義弟兄的孩子立下了做律师的志向。
当然，与吴予培比起来，这件事实在太小太小。
直等到秋天来临，终于收到一封上海来的电报，纸上简单的几个字：予培入狱，乞速归。
甚至不需要商量，他们便已经做出决定，定了最近一班回国的邮轮，两个人，带着唐延同行。
在海上一个月，轮船终于靠港。
唐竞在码头叫了汽车去毕勋路，车子一路开过去，车窗外的街景熟悉又陌生。
V字胜利纪念门已经立起来，路上同从前一样的繁华，但行走的人、往来的车，都可能不是曾经的那一些了。
外滩的房子倒是还都在原来的地方，但美国人立的常胜军纪念碑，英国人立的赫德像，以及英美法一同立起来的和平女神，都已经不在原处。听司机讲，才知道是战时被日本人拆了，熔铸炮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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