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教坊司的姑娘么？”
朱九龄随意扫了眼我，将手里的胭脂撇在桌上，赤着脚，头也不回地往出走。
“先生去哪儿？”
我忙问。
这朱九龄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也没管自己撂在石桌上的银票，高昂着头，大步地朝前走。
我抓起那张银票，紧跟了上去，笑着问：“先生不要银票了么？”
朱九龄没理我，脚步越发急，仿佛要甩了我似的。
我回头，给阿良使了个眼色，示意咱们也跟上去。
没一会儿，我们三个就走到了前院的朱楼，在上台阶时，朱九龄忽然停下，转身诧异地看着我，言辞颇有些不善，问：
“干嘛一直跟着我？”
“那个……”
我清了清嗓子，两指夹着银票，在朱九龄面前晃悠：“先生的银票落下了，特给您还。”
“不要了。”
朱九龄甩了下袖子，一步跨好几个台阶，很快就上了二楼，消失不见。
我提起裙子，跟了上去。
因昨夜来过，很快就找到了朱九龄的那个包间，意料之中，又脏又乱又臭，篾席上横七竖八倒了十来只酒瓶，瓜子皮和骨头、鱼刺漂浮在残酒上，宣纸或被撕得粉碎，或被揉成团，扔的到处都是。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昨晚怎么有勇气踏入这个包间的。
这个男人和李昭完全是两个极端。
李昭喜洁，几乎每日都要沐浴，衣裳一日一换，甚至抱孩子前，都会很认真地洗手；
这个男人邋遢、不修边幅；
李昭做事有条理，心有盘算，谋定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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