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琮倒台之后，历史的细枝末节似乎都在改变，人心有了缝隙，开始生长出善意的缝中花。但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杨婉，即便具体的历史会改变，但王朝的宿命不会改变。就好像人心中的情感会改变，但人心中的观念不会改变一样。
然而，人心中的情感重要吗？
对于历史研究来讲，确实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它太容易改变，一点也不稳定，并没有归纳总结的余地和价值。
可是，对于活在贞宁十四年的杨婉来说，那是她喜怒哀乐的根源，也是她真实活着的印证。
那些与她关联的人——易琅，宁妃，杨伦，张洛，白焕……
这些人心中逐渐复苏的悲悯，给予邓瑛的善意，分明映衬着她二十一世纪的人生。
《邓瑛传》出版以后，究竟有没有人为邓瑛这个人流泪，杨婉已经看不见了。但是那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此时的人心。这些人在干冷的政治氛围之中，准许杨婉为邓瑛说出那句“不服。”而封建时代之后，那个写《邓瑛传》的杨婉，不也正是在干冷的史学氛围中，为那个一直跪在寒雪地里罪人，披一件寒衣，喊一声“不服”吗？
既然如此，还怕什么。
邓瑛一直都是邓瑛。
而杨婉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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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宁十四年一月初，学田案尚未审结，大明官场上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浙江巡盐御使上本参礼部侍郎梁为本与倭寇勾结，开办私盐厂，当地盐蜀提举司几次每次派去征税的人，不是被杀了，就是被打得皮开肉绽地放回来。
梁为本是贞宁二年的进士，白焕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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