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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零年代女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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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花样夸我了。咱们还是说正事吧,这段时间,你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案例?”余思雅认真地看着路明惠问道。
    路明惠想了一下说:“还真有一个,是个25岁的女知青,爱人也同是下乡的知青,去年被洪水冲走了。她带着孩子回来,每天就背着孩子到处给人洗衣服、做饭,只求给几把米就行了。可是春天的时候,小孩生病了,没钱医治,她不得已将手伸向了别人的口袋,被抓住拘留了几天。出来后,家里人觉得她给家里丢了脸,更不待见,让她把孩子送人,再找个对象嫁了,她不肯,矛盾闹得很大,她又无处可去,再次踏上了偷窃这条路。公安同志说起来她都觉得心酸,教育都不知道怎么教育,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生病饿肚子不管吧。”
    余思雅心里涩涩的,这只是苦难的一角,是无数没有着落的年轻人的一个缩影。他们不是没想过努力,不是不愿努力,而是没有机会让他们努力。
    “就她和胡祥吧,两个人,一个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一个是母亲生病的未成年。两人都很具有代表性,而且是弱势群体,更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和怜悯之心。”余思雅深谙人性。很多人都有怜弱之心,这样以来,即便他们做什么,大家也会宽容很多。
    路明惠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一会儿我就回去写报告,就写他们俩的故事,然后留个悬念,下一次再写他们的出路。”
    路明惠已经安排得很好了,余思雅没有意见:“那就辛苦路主编了,能告诉我这个女知青的姓名和住址吗?”
    路明惠从本子上撕了一张纸下来,递给余思雅:“我得回去了,争取早点写出来,过审后送去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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