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送我到恩施，过家门而不入，又陪我坐货车到武汉。想到旅途迢遥，孤乘无趣，他遂陪我火车到湛江。还是不忍看我独行远引，又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了海口，次日才又独自踏上漫长归途。那时我们都是囊无余钱的人，这样的友道深情，不啻桃花千尺矣。
五
苏家桥的孤愤同样源自其家世。其父与家严同为小地主之子，同时在恩施易帜之后投身革大第一期，同届结业分往利川，在文沙场剿匪；苏父是区长，家严任书记。“文革”期间，苏父是人民银行行长，苏母是食品公司干部。就像当年的诸多家庭悲剧一样，父亲成为“走资派”被打倒批斗下放之时，母亲却成为造反派站在了对立的一方。
政治路线的人为划界，使得这个家庭濒临分裂。他的哥哥姐姐皆已下乡，几岁的他不得不每天面对父母彼此的唇枪舌剑和轮番被批斗——因为“文革”的真实情况并不是造反派一直在上，造反派也并不都是打砸抢人员。多数造反派甚至可以说是当年的“右愤”，长期对社会不公的愤恨，使得他们在领袖的召唤下，站出来开始挑战官僚体制。就算“文革”中，造反派也曾几反几复地被打下惩处。
母亲革命去了，落魄而嗜酒的父亲带着他度日。郁闷的父亲借酒浇愁之际，竟不忘给十岁的他也斟上对酌，于是很早开始，他就已深得酒中旨趣。父亲复位了，无暇顾及他，他又只能跟随下放的母亲到农村生活。父母分居而不离异，皆因不忍撇下他这个孩子。
他就这样在离乱时代中沉默成长，随时目睹着父母的交相攻伐，以及不断改头换面的官场政治对双亲的轮番迫害。他无法鉴别长辈立场的是非，
第两百一十一章(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