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迫不得已，叫他打了校长的电话，他这才接受自己已经毕业了的事实。只不过，怎么被打的，怎么替包身工打官司，这些事情都统统不记得了，说不了几句话，便恶心想吐。
没有化验的仪器，陈殊也只能初步判定是脑震荡，也许过几天就清醒过来，想起来了。要是头部的撞击伤到了大脑皮层，那么可能永远也想不起来。
陈殊叹气，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却还是发生了意外。杜均站在病房外：“陈小姐，您看见了，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傻了，别再管了成不成？您要是实在可怜那群包身工，我们提高伙食费用，大不了让她们在厂子里吃得好一点，怎么样？”
陈殊是个挺轴的人，她没有要放弃的意思，而且这股舆论的风暴到了现在的地步，也不是她想暂停就能暂停得了的。
为包身工打官司的年轻律师，晚上回家的时候招了暗算，伤重昏迷不醒的消息，渐渐传了出去。有嗅觉敏锐的报纸，第二天便刊登了这一新闻报道。新闻的标题很具有煽动性——正义律师打抱不平遇刺杀，带工老板雇佣打手丧天良。
这个时代最具进步思想，也最不怕牺牲，最敢付出行动的，便是各个大学、高中的学生，无论男女，瞧了这篇报道，都很愤慨。有领头的学生青年站在讲台上，礼堂里登高一呼：“打到无良的带工老板，解放被剥削的劳工朋友。”
这样的口号，简洁又明确，就像一粒火星一样，投入激情澎湃的学生群体。
他们做了标语，拉着横幅到大街上去游、行。这个时候，游、行事件极为时髦的事情，有了人带头，游、行的队伍便越来越大，他们从黄埔出发，绕过徐汇路，浩浩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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