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好笑的是这个华夏银行管制下的几家商业银行，在几年以后登陆大唐的时候，因为它是那些商业银行的头头，还因为华夏银行监管的那几家商业银行都可以汇款，资金尤为宽裕，所以被大唐的商人和民众们称作汇丰银行，这让李路却是郁闷了很长时间.
与币制改革相配套的是李路借鉴现代财政预决算体系搞出来的汉帝国财政预决算体系，虽然现代财政预算体系起源于西方，但这不能说古代华夏就没有财政预算萌芽，预算与财政活动是分不开的，有财政就会有预算。
中国的财政预算萌芽于远古的周代，这时的“九赋九式”制度已经具有了财政预算的色彩。当时规定：来自城郭的税收用于宾客（外交）支出，来自百里之外的四郊之赋用于刍秣（草料）支出，来自200里的税收用于工事（工程）支出，来自300里的税收用于匪颁支出，来自400里的税收用于币帛（铸币）支出，来自500里的税收用于祭祀支出，来自关市的税收用于膳服支出，来自山泽的税收用于丧纪支出，来自币余的税收用于赏赐支出。“九赋”均属财政经常性收入，前六项带有受益税的田赋性质，后三项是带有工商税性质的物产税，掌管财政的太府根据“九式”安排支出，并做到专款专用，这就是我国最早的预算格式。
秦汉时期以后，预算制度已经成为雏形。汉成帝时责怪丞相翟方进说：“百僚用度，各有数”，“君不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这说明汉代各种支出都是有预算的，由于翟方进没有很好的执行预算，从而造成“用度不足”。唐初预算已有了明确具体的制度。唐代预算一年一造，即“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成于州，
第356章 金色时代（下）(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