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关“回赎年限”限定为五年的规定，恢复到《大明律》的规定，将之限定为“约定年限”；之后的《大明律直引》仍延续了弘治十六年的规定，不过将之仍允许可在约定年限之外再延迟“二年”。
4待到嘉靖《问刑条例》颁布时，又重新延续了弘治《问刑条例》有关回赎年限限定为“五年”的规定；而万历《问刑条例》对之加以延续，没有改变。
可见，就制度层面而言，明朝政府对于“回赎年限”是摇摆不定的。关键就在于海瑞在比附“回赎”条例时扩大了“找价”年限的规定，不限于“五年以内”；这样才可以上溯到“景泰、天顺”，乃至更早，否则就无法比附“典卖”这一条例。正因为此一比附具有争议性，戴凤翔等人在和海瑞关于“五年田土”问题争论时才显得如此“理直气壮”。
有些观点认为在涉及“比附”问题时，总是援引《大明律》“断罪无正条”的规定“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而无正条者，引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转达刑部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认为“以比附断罪时，必须提出适用该法条拟律的理由，经过必要的程序奏请皇帝审批。如未经皇帝裁决，自行判决、执行，出现论罪不当的结果，该官员则按照故意所为还是错误所为，以‘官司出入人罪’论罪”。（徐世虹《比附的功能》）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实际的司法运作中，对于这一制度规定，官员们却作了一个缩小的解释，如王肯堂在《大明律附例笺释》“断罪无正条”中所说“今问刑者，于死罪比附，类皆奏请。徒流以下比附，鲜有奏者……”（黄彰健《比附律条考》）而遍查《海瑞集》
海瑞的“退田”要求与“五年田土”之争的法(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