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所得粮米十五万七千余石，饷银十七万五千余两，布匹二万一千余匹。
当时关宁主战场的军队每年军需大约折色月饷二百一十七万四千余两，马乾银五十二万六千二百二十四两，本色米六十六万石、豆六十七万石、草三百万束，将官廪俸尚不计在内。
东江一镇一年所得只顶得上山海关明军的一两月的开销，而军官廪俸、米、豆、布匹召买、官廪运价等费皆在其中，更何况关宁军队每年还有额数不少的马乾银和皮袄银，待遇真是天壤之别。
以米一斛六钱计，东江每年所得本折为三十六万三千四百余两。
当时内地驻防兵，“每兵每日饷三分，积年该十两八钱，每万兵便该银十万八千”，两相一除，“计东江所收，亦不过可养三万战士”。
天启后期，东江镇兵额维持在四五万左右，毛文龙请增军饷并非没有道理（说毛文龙索饷数百万是为了自身贪欲或者割据独立显然有失公允）
如此的军需补给，东江军队当然都是既无铠甲器械，又苦于粮匮饱乏，战斗力自然就很差，在屡次的袭扰战中屡屡败退溃逃，自是情理中事。
正如孙承宗所说“而文龙所请之饷尚未一有。夫边人之相蒙，上以实求之，下常以虚之。况予之以虚著，责之以实效？上不能以虚为实，而下又何能以实应虚？即如文龙报功，则疑其不实而宜喜；乞饷，则信其非虚而甚难。此等举动皆足以解天下之体，而无以鼓动英雄任事之心”。（《两朝从信录》卷21）
敌后战场始终没有发挥理想的牵制作用，接济的不足是很重要的原因，这当中的责任应该由明廷承担。在不积极供应军需的情况下，指望
晚明军饷转运与理饷官员贪腐之弊端——以毛(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