蠲免的依据。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朱棣的江南政策。朱棣登基伊始，首先将建文朝对江南地区的赋额减免政策推翻，继续维持江南重赋的局面，这跟朱棣“进取型”的内外政策有关。
永乐一朝，征蒙古、征安南、下西洋、迁国都，无一不是劳民伤财的大举动，势必需要江南这个“纳税大户”的全力支持。永乐朝平均3200万石的税粮收入也创造了有明一代的最高记录。
江南官民由于重赋、天灾等压力，难免也寄希望于朝廷加大蠲免力度，因此在报灾时也可能存在高报甚至谎报的情况。
赵居任代表朝廷利益，一定程度上打压报灾级别，客观上有利于维持朝廷的重赋政策和财政收入，使蠲免政策更富弹性。
基于上述原因，朱棣得以纵容“佞上而不恤下”的赵居任在江南地区长期供职。而当赵居任病卒后，朱棣旋即升浙江布政司右参议岳福为通政司左通政，接替赵居任治水督农。
而这个岳福也是个“老疾不任事”之辈，对于江南水利和农务督理作用有限，却也在任七年之久，直到宣宗即位后才被召还致仕。
以朱棣如此善于用人的英主，却连续选择位年老体衰、不作为的大臣负责江南治水督农大任，看似令人迷惑，实乃蕴含深意的“帝王之术”。
当然，除了上面分析的原因外，这也跟永乐中后期，朱棣忙于迁都和北征事宜，对江南疏于管理有一定关系。
永乐三年，江南治水工程结束后，朱棣开始把工作重心放到北方，特别是迁都和北征。
永乐七年北巡，八年、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五次亲征漠北，加上营建
试论明代江南地区财赋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形成(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