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漕河沿线的水次仓和京通二仓，都贮藏着充足的米麦等实物积存，这些征收解运来的粮食可以随时转化为军政物资。
即便有部分地区征解不及时、不足额，产生逋赋，国家也可以凭借原有的物资储备，在短期内支持其日常财政开支。除此之外，明前期国家对民间“活劳动”——“役”的直接差派，更是一笔难以统计的巨大财富。
这种以“实物——徭役”为基础的财政体系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代，确实是国家维持统治基础的绝佳选择。
而永乐北迁后，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相分离，明廷不得不以“应天巡抚”为核心，建立一种新型江南财赋管理机制。
永乐初年，面对百年不遇的江南大水，明廷除了大规模蠲免江南受灾田粮外，还先后多次派遣部院大臣赴江南府县治理水患，兼督农务。
而以此为契机，逐渐形成了永乐至宣德初年的江南“治水督农官”管理模式。
最初的江南治水督农大臣并非一人，而是以夏原吉为核心的三、四人“领导小组”。
永乐元年四月，朱棣以嘉兴、苏松诸郡频岁水患，屡敕有司督治，讫无成绩，遂命户部尚书夏原吉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浙西诸郡治水，兼督农务。
两个月后，朱棣又命户部侍郎李文郁往江南辅佐夏原吉，“相度被水田地，堪种者趣民种之，后时者除今年租税”。
八月，又遣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俞士吉赍《水利集》赐户部尚书夏原吉，“使讲究拯治之法”，兼“督浙西农务”。
随后，夏原吉上著名的《治水疏》，并以此为纲领，组织十万民夫疏浚三江入海故道，暂时缓解了
试论明代江南地区财赋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形成(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