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建立济农仓制度。
如果说，前两条是对明前期逋赋的前提——“重赋”的直接缓解，那么后两条，则是着力于提高江南地区的赋税征解偿付能力。
据周忱自称“直隶苏松常州各府，税粮繁重，自永乐初年至宣德七年以前，并无一年纳完者。臣受命以来，夙夜恐惧，是以不避嫌疑，违越常例，令各府县于水次置立仓场，将一应税粮连其食用船钱加耗米俱收于内，见数拨运，积有余剩，付有司赈济贫民，及买办军需公用，近八九年间，方得总足”。（《明英宗实录》卷116）
随着这些措施的顺利推行，从宣德七年以后，永乐以来日益严重的江南逋赋终于得到控制。
“自宣德八年为始，至正统十四年止，通计一十七年，每年完过正粮四百余万，皆有通关销缴。苏州一府，未立法之先，每年欠粮一百余万，皆幸蠲免。既立法之后，每年完粮二百余万，又得余剩加耗别用。……苏松等府自宣德八年至正统十四年，因忱稽考加耗，税粮俱完，全无拖欠”。（周忱《求全得毁书》）
可见，宣德八年至正统十四年间，确实达到了《明史》所称的“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的状态。
周忱治理逋赋的诀窍，在于成功地利用“平米法”和“济农仓”建立起一套强大的江南地方财政系统，不但成功完纳赋税，还产生了大量“羡余”，用以支付地方公共开支。
但问题是，地方独立财政系统与明朝中央集权的统治原则格格不入，因此朝廷内外对周忱江南政策的质疑与弹劾就一直持续不断。
周忱能够在江南坚持二十年屹立不倒，除了其卓越的个人能力
“平米法”与周忱：功亏一篑的财赋改革与郁(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