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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想法设法扩大自己的“私人”收入；而士大夫则坚持限制皇权的肆意妄为，特别是对国库的任意提取。双方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认识也无法取得一致，导致本来可以从制度层面有效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的途径，走上了最野蛮的社会掠夺道路。
而从结果上看，矿税监之派给国家和社会均造成了巨大危害，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影响了正额税收，导致逋赋更加严重。在当时士大夫谏止矿税的奏疏中，即充分谈到了这层忧虑。
万历二十七年，吏部尚书李戴等上疏指出，由于矿税监之派，“天下赋役之额，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实之户，比二十年以前十减其五”。
特别是万历批准矿税监搜括地方“无碍银两”之奏，“此令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碍为无碍，亦将指有银为无银。必将正项公银，俱充进献。公用无措，又派民间，库藏既空，闾阎亦敝”。
二十八年，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疏谏矿税时揭露“各省直督矿税者，穿凿劫吓，务实所报，矿不必洞，而税不必商，凡民肌髓髑髅，兵陇阡陌，皆称矿砂，而官及四民，皆列市贩。向所为军国正供，尽竭于此，而正供必不能输”。
二十九年，苏松税监孙隆激起苏州“民变”后，应天巡抚曹时聘上疏解释事件原委，文末意味深长地指出“臣窃悼之，四郡额赋，岁不下数百万，何有于六万之税不亟罢之，以安财赋之重地哉？”即点明税监对于江南财赋完纳的负面影响。
三十二年，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历数矿税监之害，其中一条指出“国家财赋，不在民则在官，今尽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绌，稽关税而关税亏，
浅析晚明逋赋的本质原因——赋役白银化的负(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