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大量输入东南沿海，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赋役折银给东南发达地区带来的货币损失。
在这种前提下，16世纪末到17世纪20年代之前，江南土地、米粮价格仍然一蹶不振，大量的白银究竟去了哪里？
岸本给出的解释是“白银从农村不断地被吸纳上来，总体正在增加的银，并没有使全国的农村得到好处，而是不均衡地分布在部分地区及大都市富裕阶层的手中”。
“与一般农村的萧条状况正好相反，这样的银的不均衡分布，在个别地区制造出了孤立的‘繁荣’。”（《关于明末土地市场的一次考察》）
也就是说，除了国家财政体制变迁造成的“南银北流”外，还有因商品经济发展造成的城乡分化、贫富分化，白银聚敛之风蔚然而起。
有足够史实证明，晚明大量白银实际集中在居于城镇的贵族、官僚、士绅、富商大贾手中。
比如，正统以来，文武大臣、宦官因罪被抄没家产者，内含白银数十百万甚至上亿两不等。（《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
此外，万历皇帝还曾长期派遣“矿税监”直接到地方掠夺社会财富，在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九年间，皇帝、矿税监、参随及其爪牙就从各地掠夺了3000万两白银。（《反“矿税使”民变的再检讨》）
问题是，白银聚敛在少数人手中后，相当一部分并未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单纯体现在货币的储存手段——窖藏之上。
比如，崇祯二年，入“逆案”削籍为民的昆山人、前大学士顾秉谦，因积怨乡民，其家被聚众焚掠。八十岁的顾氏“仓皇窜渔舟得免”。为保老命，他主动“献窖藏银四万于朝”
浅析晚明逋赋的本质原因——赋役白银化的负(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