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四维《复辛顺庵三》）
这里的“山乡”是张四维的老家山西芮城，万历九年清丈以后，便按比较高的新粮则征收，这本来已经增加了老百姓负担。再有，当时其家乡的粟米价每石仅03两，而折银则是每石1两，故折银价比市价高出了2倍，由此国家财政可增量至3倍，形同“题增”。
因为税粮折银所能产生的财政增加空间，完全取决于粮价与折银价的对比，所以，张居正当国时期，粮价为明代中后期最低的时段，而折银价基本上按常制或高于常制来推行，故其盈利最多。
而到了明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税粮折银价依然按常制来推行，但由于灾荒频繁，米价急剧上升，军士月粮折银随之不断飙升。
比如，天启三年，“今关门之兵，亦止十余万耳，而月饷乃至二十二万二千三百有奇，关门月粮已议至一两八钱，递至宁前则又量增，而蓟密新募之兵月粮，亦倍于旧”（《明熹宗实录》）
而在万历初期，辽东军士月粮每石仅在025到04两之间，“（万历）九年题准辽东两河防守军月粮，每名每月原给银二钱五分，今再加银一钱五分。”（《明会典》卷41）
也就是说，在万历九年以前，军士月粮每石折银仅025两，到九年时才上升到04两。
辽东军粮多数于山东起运，临清、德州等仓粮的折价，自嘉靖以来一直是每石08两，“岁输临清、德州二仓粮……改折仅以八钱”（黄克缵《数马集》卷48）
但到天启四年，山东粟米时价每石08到09两，加上运输费，到山海关时已达每石12两，于是出现大规模的亏空。
“内称关门
第一百四十四章 田赋折纳(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