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记大过一次，场员亭升胆敢抗挺不缴，立掣盐追治罪。并将分司场员参处分，赔至淮北例行并引额重七百二十八斤。而海州三场必须预行赶运，堆储日久折耗甚于淮南，是以捆运出场向例。每并引重八百四十八斤，至淮所掣挚乃照额定斤数，多斤配运生引与淮南无异。独晒扫灶户卖盐向系用框论担，但框担斤重价亦高下不同，今核定每担除框净重六十斤，以十四担配成一引，记重八百四十斤。饬令场商照此收买，淮南亦照此捆运出场，不得稍有逾越，奉旨允行。（《清盐法志》）
此办法主要在抑制场商大桶浮收之弊，但是，由于利益的趋使，此种状况一直到清末仍没有得到实际的解决。另据《清盐法志》“同治四年七月核定淮南各场桶价”条载，“……又查各场盐色不加讲求，日渐湽黑，各垣商不问盐色高下，只知大桶横收，克扣桶价，以致灶户以尖盐透私，以次盐归垣，盐色日坏，及宜大加整顿”。又如“同治十二年十二月禀准淮北收盐每筐重五十五斤两筐为一担”条载，“近年垣商违制加框情弊，非弗验框口不足以折服。”（《清盐法志》）
此外，重利收债是盐商在大桶中盐的基础上剥削灶户的一种方式，如陶澍在《会同钦差拟定盐务章程》中揭露道“商人为利是视，称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
第二，权衡子母，压低场价。
盐商除了大桶中盐之外，还以借贷的方式“将低银放与各灶”与灶户建立起借贷关系，通过剥削子母获取高额利润。清人朱轼在“请定盐法疏”中称凡灶户资本，多称贷于商人，至买盐给价，则权衡子母加倍扣除，又勒令短价，灶户获利无多，盐复有余，且恃私盐事发，罪亦
清代盐商对灶丁的盘剥(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