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祥称“本司前以淮南各场归垣之盐数太少，透私之盐数尚多。差得各场煎丁透私之故，阙有三端一由垣商之不收；一由私枭之勒逼；一由桶价之太小。”（《清盐法志》）
“垣商之不收”是主要原因，场商以盐少之日收盐，旺日不收以达到压低场价的目的，以从中获利。
上述盐商专收情况，不仅导致灶户的贫困，也是私盐产生的原因，如清人王赠芳称灶户煎盐，总期各商收买，以资糊口。今则商办日乏，每至旺煎之时，商不收盐。加以商之于灶，大桶重斤，多方取赢，又复勒令短价，拖欠不清。于是灶户之盐，不乐售于商，而售于私。”（《皇朝经世文编》）
陶澍认为:私枭所贩之盐，即系场灶所产之盐。如果商人能收买余盐，何致有私盐可贩只因商不能收，而灶户穷困，偶有透漏，以资朝夕，遂致辗转负载，积少成多，而无资本无身家之匪徒聚而成枭。”（《陶澍集》）
总之，盐商的专收特权是清政府给予的，有了这样的后盾，盐商可以任意的剥削灶户，在盐商暴利之后，则是灶户常年暴露于盐场，饱受各种辛苦之境况，且“赢利甚少，不得养赡”。在官商的逼迫下不得不铤而走险，以透私而求生存。这种情况，即使在陶澍改革后也未发生改变。
如光绪二年六月，前江西粮道段起等奏“……桶不画一，不特煎丁之苦乐不均，且盐数之盈绌无定。各场样桶向以二百斤为准。近来各场灶户，纷纷以大桶为词。同治八年，遂有伍佑京控之案，虽其时暂为了结，而根本未清。今职道等所到各场，闻灶户聚众欲控，皆经人劝散。而採访各场桶价不能一律。此时如亦为揭破，则灶户刁风亦万不可长。恐凝
清代盐商对灶丁的盘剥(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