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制的实行打破了这种均衡，“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太祖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鬻，二十取一，以资军饷。既而倍征之，用胡深言，复初制。丙午岁，始置两淮盐官。吴元年置两浙。洪武初，诸产盐地次第设官。都转运盐使司六曰两淮，曰两浙，曰长芦，曰山东，曰福建，曰河东。盐课提举司七曰广东，曰海北，曰四川，曰云南。云南提举司凡四，曰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又陕西灵州盐课司一。”（《明史》）
盐商开始参与盐业生产，可以说，开中制是封建盐法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商业资本开始插入盐业生产。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兼并是存在于帝制时代农业经济中一个难以改变的问题。少数大地主、大官僚为了占有更多的土地，以种种卑劣手段，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而使其沦为佃农。这样，土地开始私有化。随着兼并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民与地主之间控制与依赖关系也在逐步的加强。
与民田一样，在帝制时代末期，灶地也处在被兼并的境地，灰场和草荡本来是灶丁们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存命脉，是由国家供给。
但是那些豪强、富商们为了垄断盐利，疯狂的兼并和买卖灶地，“夫欲晒土，必有摊场；欲煮卤，必有草荡。今之场荡，悉为总催者所并。”（《明经世文编》）
一般而言，土地兼并会导致兼并者与国家政权的矛盾，封建政府大多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使兼并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值得注意的是，灶地被兼并后，封建国家采取的措施并不是抑制兼并，而是默许了这种兼并，并通过改变盐课的征收方式来维系国家对盐课的征收。
由
清代盐商对灶丁的盘剥(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