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实物改为征银，此法始于明代成化年间，也就是在此时，盐商队伍发生了分化，出现了边商与内商。
“……淮浙盐不能给，乃配支长芦、山东以给之。一人兼支数处，道远不及亲赴。辄贸引于近地富人。自是有边商、内商之分。于各边中引者，谓之边商；于内地守支者，谓之内商。”（《明史》）
边商、内商的出现不仅使盐商进一步纳入盐业市场，而且也使一些商人资金投入更多，能承受风险更大，最终导致大盐商的出现。成化年间由征实物到征银的改革，虽取得一定效果，但“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一直到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才使折色之法制度化。
嘉靖年间，虽然一些地区“稍复开中，边商中引，内商守支。”但是，许多地区已经完全使用“折色”，“自此法坏于折色，而商始不开屯。”（《清世祖实录》）
其实，盐课纳银与灶地私有化是相伴而行的两个过程。
在《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和盐业生产》一文中作者通过对明朝历代盐商折色纳银多少的分析，认为明朝盐课银“从每引纳银八分增加到每引纳银三、四钱，直至一两三钱，意味着盐税在明王朝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但是，这种转变的意义绝不仅如此。洪武年间每引只纳银八分表明当时封建政权主要不是向商人征税，而是直接榨取灶户、直接垄断盐的专卖来获取财政收入。”
成化、弘治后，当每引税银增加到三、四钱，甚至更多时，帝制政权已把征收商税作为从盐业获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了。从现象看，帝制政权对商人的榨取是加重了，但是，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反映了一个更为根本的
清代盐商对灶丁的盘剥(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