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又重新“核定淮南各场桶价”。同治十二年，准“淮北收盐每框重五十五斤，两框为一担。”（《清盐法志》）
当盐商与灶户间建立借贷关系，盐商则以“预支定货的形式直接控制灶户”。
包世臣在《淮盐三策》中记载“灶户烧盐，售与场商，而场商于停煎之时，举钱济灶，比及旺煎，以大桶中其盐，重利收其债，灶户交盐而不得值，非透私则无以为生。”（《皇朝经世文编》）
本来灶户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述广东盐场灶户的境况“凡民之劳者农，苦者盐丁。皆彼一丁之力，所治盐田三、二亩，春则先修基维，以防潮水，次修漏池，以待淋卤。次作草寮，以覆灶。次采薪蒸，踰月而后返。次朋合五六家，同为箐盘，一家煎乃及一家。秋则朝而扬水暴沙，暮则以人牛耙沙。晴则阳气升而盐厚，八九日一收淋卤。雨则阳气降，沙淡而盐散，半月之功尽弃矣。而筑田，筑灶，工本繁多，往往仰资外人。利之所入，倍尔出之。其出盐难，行盐之路又远，不得不贱售商人，盖困蔽未有极也。”
两广盐场灶户如此，位居清代盐业经济之首的两淮则更甚，“灶户煎丁，滨海穷民，最为艰苦。”但盐商“惟知自利，不知灶艰”将盐桶放大，任意浮收。乾隆三十年，两淮盐政普福查知此弊，上奏曰
淮南纲盐每引额重三百六十四斤，而至场买运至所盘交捆，筑不无抛散折耗兼之。五六七八等月有例加卤耗。前任盐臣高恒定以每引重四百斤捆运出场，至仪所仍照三百六十四斤掣挚。如有多斤扣配生引附运。各扬商俱有代办之人，在场收买灶盐，名为场商。有即领运商课，
清代盐商对灶丁的盘剥(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