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当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旗号，妄图欺骗中国人民，汪兆铭便用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大亚洲主义”的卖国理论相呼应，极力鼓吹：欧美白种人在吞啮了红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种之后，威胁了黄种人。中日同属黄种人，属同文同种，因此，中日之争是“兄弟之争”，“冤仇宜解不宜结”，完全可以“重归于好”，“只应为友，不应为敌。”从人种自救的目的出发，因为中弱日强，由日本为首领导，改造东亚是天经地义的。故而中日战争是“中国解脱英美侵略势力千载一时之良机。”
归结起来，汪兆铭混乱不堪的民族失败主义是其对日议和的思想动机和逻辑起点，对日投降，同流合污则是其变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极致后的必然归宿。
黄浩然不知道现在该说汪兆铭一些什么才好了，是表扬汪副主席已经站在了脱离凡人的高度，超越了国家民族，已经考虑到种族层面呢？还是直接称呼汪兆铭为疯子？
最后，黄浩然只好冷笑着不发表意见。
因为和精神病人的争吵，是不会有结果的！
“其实我早就说过的，我虽然是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可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要对日议和，我汪某人还不够分量......自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德国大使陶德曼居中调停，我觐见最高当局，他却推我去找孔祥熙，我堵了孔祥熙多次，孔始终不肯在倡议书上签字，致使调停难以为继...直到南京未陷落前……为此事写给最高当局的信，多达十封以上，当面也
第211章(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