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之后则为千虑万虑之文龙”，这些千虑万虑包括辽民的救济问题、联合朝鲜的问题、救援和供饷的问题，以及最重要的毛文龙忠诚问题
“最可虑者，谓文龙性忠义其人耶？则今日尚方之剑，何殊苏武之节。文龙，臣乡人也。文龙而果至于此也，臣且当执鞭拜下风，何敢重疑之？
文龙而犹不免于中材晚近之末流也，万一兴师日费不支，仰天饥饿莫告，上无以答君父之命，下无以饱岛人之腹，酋奴乘间，袭香饵以招摇之，文龙于此生死难持，而進退维谷，疆场之祸有不忍言者”。（《两朝从信录》卷14）
事实证明，岳元声的担心并非多虑。如果说毛文龙一开始还是一个胆略过人、慷慨报国的奇男子，那么随着荣华富贵的到手而至，他的劣根性也逐渐地显现出来，欺罔冒功、专擅放恣、行贿权贵、贪利忘义、生活腐化等等当时普遍的武将弊习，在将权恶性膨胀、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毛文龙成为了明末武将腐化现象的缩影。
为了掩饰东江军镇的真实情形，以便更好地冒功、糜饷，欺罔朝廷，毛文龙使尽一切拙劣的手法。
如《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9仁祖三年六月辛已载，
义州府尹李堯启闻“都督领兵三百余名，来自蛇浦，不入本府，设帐于五里程外。盖陈兵出入，若将有为，欲使诏使闻知”。
庚子载，“诏使还至蛇浦，毛都督盛张军容，皆以锦绣为衣服，旌旗弦耀人目，使诏使巡见，而其实疲军不练者也。其期罔天朝类如此”。
纸终究保不住火。宁远之战前夕，许多朝臣献议“檄毛文龙以掣奴肘”，熹宗下谕“仍飞骑传与
天启年间东江军镇移镇风波始末及辨析——驳(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