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官特疏纠参，追赃治罪，司道等官有隐匿不报的，一并参处，务期积习一清，称朕察吏安民之意”。（《明神宗实录》卷148、195、383、576、577）
不过，地方钱粮征解过程中的加征火耗现象，还是屡禁不止。
熹宗初年，吏部尚书周嘉谟奏称，“近来有司贤者固多，不肖者往往而是。即如征收火耗一节，相沿成俗，牢不可破，甚至加二加三”。
户部尚书汪应蛟也指出，“各处有司尚有借加派而增耗羡为利”。
而明熹宗面对臣下奏请减免加派、织造或请帑，竟然也拿“火耗”问题来搪塞，提出“抚按各官果能严禁有司火耗侵渔馈遗诸弊，小民何至重困？”
天启五年，户科给事中薛国观亦言“今天下民生之穷也，说者归咎于加派，臣窃归咎于火耗。虽抚按亦时申饬禁革，然而卒不可革者，则亦革其流而未革其源也。
革源在于革司府。尝见州县差委官役押解钱粮，于司府每百两或重收二三两、四五两。及押解官役费尽，携来公添，分外稍有增费，旋返而指一科十，又重一番科敛，此何非司府官先作之俑乎？”（《明熹宗实录》卷2、24、58）
清初顾炎武总结火耗之弊端，认为地方“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可见，火耗之征，大大增加了民间的纳税成本，是加剧晚明折银逋欠之又一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过度加增“火耗”的禁令虽屡屡出台，但真正起到的限制作用微乎其微。而且从未形成对这项“陋规”进行
浅析晚明逋赋的本质原因——赋役白银化的负(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