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化改革，以将其纳入国家财政的有效收益机制。
其本质原因还是晚明中央与地方财政利益分配无法达成一致。而且，万历中期以降，最高统治者习于怠政、统治集团陷于党争，加上内忧外患，刀兵四起，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力日渐衰退，对于火耗（也包括逋赋）问题的治理也就更“不可为”了。
另外，万历年间的矿税监之派，与晚明逋赋也存在某些关联。
首先，一般认为，万历朝矿税监之派的直接原因，除了万历帝本身“嗜财好利”的性格外，更主要的是万历二十年代的“三大征”和“两宫三殿火”造成的财政空虚。
据《明史·陈增传》记载“至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
万历初，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严治逋赋，保证正额税收，到万历十年前后，“太仓有九年之积”、“寺积金钱至四百余万”。
不过根据数据估计，仅“三大政”就耗费帑金一千二百万两之巨。张居正的十年积累，被巨额军费消耗殆尽。当时财政空虚，确是事实。
另据万历帝自己的解释，“朕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且殿工典礼方殷，若非设处财用，安忍加派小民？”
大学士沈一贯也迎合这种说法，称“今国计告诎，皇上不忍加派于小民，而欲取足于商税，诚不得已之心也。”只不过，他提议将征税之权交付“有司”管理，而反对矿税监之
浅析晚明逋赋的本质原因——赋役白银化的负(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