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者，实际上就是对江南新型“小农经济”的严重冲击，破坏了江南社会的纳税基础。
从户部的财政统计中，也能够得到印证万历朝矿税监最炽之际，正是江南等地逋赋最严重之时。万历三十四年五月，户部尚书赵世卿奏报，“细查省直拖欠，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约二百万有奇，即三十三年未完已至百万。加以近日典礼、河工，亏减又不下百万。夫臣部岁入岁出仅此四百万耳，兹就一岁而言，入有百万之歉，出有百万之增，合计岁额，共亏二百万金”。也就是说，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年逋量在百万两以上，这是当时内府矿税银收入的三倍，真是得不偿失。
而矿税监虽在万历三十三年开始部分回撤，但其实际影响则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神宗病逝。
从史实上看，在四十六年辽东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辽饷”加派之前，全国逋赋情况日益严重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万历四十六年，据时任户部尚书李汝华言“各省直京边钱粮，年来拖欠太多，除四十三年以前带征共欠二百三十六万五千四百两不开外，其四十四、五二年共欠二百八十六万九千四百一十两”。“各省直所欠京边，自三十二、三年起至今不下六百万”。
也就是说，从万历三十二年至四十六年间，平均每年逋欠太仓银近45万两，且呈递增趋势。甚至原属“宽民力”的漕粮折银，“今南直隶、江西、湖广、河南、山东数年不解，总计欠七十一万一千九百余两！”
此外，另据光、熹之际南京户部尚书汪应蛟奏报，“窃查南粮积逋之数，自万历四十二年起至四十七年止，共一百六十余万，又查三十五年起至四十一年止，亦一百
浅析晚明逋赋的本质原因——赋役白银化的负(16/17)